生物医药是条烧钱的赛道，资本在经历了热潮之后正回归理性。

据IQVIA数据，包括首次公开募股、后续融资和风投在内的全球生物医药投资在经历了疫情期间两年的高涨后，于2022年放慢了脚步。

联拓生物首席执行官王轶喆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2023年伊始，中国医药市场透露着复苏的希望，但目前春天依旧尚未回归，只能说市场不会变得更坏。从某一程度来看，中国医药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新常态”，大家需要去拥抱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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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买买买’‘烧烧烧’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7年前乃至10年前的发展状态才是Biotech的常态。在那时，中国医药市场还没有太成熟，但融资的成本并不便宜，投资者对公司孵化的要求也较高，对企业运营模式、管理团队能力、产品选择、技术选择等标准较高。”王轶喆称，当前，经历了市场“寒冬”，投资者也会变得更加审慎和挑剔，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定要提高自身标准，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当前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安信证券分析指出，目前国内创新药指数已回到2021年底至2022年初的位置，考虑到美国加息、流动性减弱等不利因素影响的减弱，再叠加行业格局优化、部分疾病领域取得进展、国内创新药企业迎来收获期的背景，全年维度看预计国内创新药行情仍将持续，存在较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的疾病领域患者群体庞大、对应市场空间大，有望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眼下，医药研发出现了“创新”与“伪创新”的分水岭。

有券商医药分析师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在创新为王的时代，真正的技术创新占企业成功的20%-30%，所以，企业要知道，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产品，如何生产出来、卖出去，这是最关键的内容。

所以，作为企业本身需要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怎么样、公司管理怎么样、渠道是什么、要去哪个国家、未来的世界变化怎样？在新冠疫情下，生物医药企业如何抓住机会开拓市场？诸多问题都需要考量，这也意味着，创新之路很艰难，并不容易走。

在选择市场路径上，王轶喆认为，要以“产品为王”的策略，差异化地打响首款产品，而这款产品必须具备两大要素：一是进入的领域有差异性；二是要有市场需求。而针对这两大要素，心血管及眼科最为恰当，既避开了竞争白热化的肿瘤赛道，患者人数较为庞大，又具有较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跟风、扎堆并不可取，而是要依据‘客观的事实’，挑选真正合适的产品。例如，Mavacamten是我们打造的第一款同类首创的产品。几十年来，临床医生使用的治疗肥厚型心肌病的药物，仅能尝试缓解症状，在Mavacamten出现之前，患者还没有靶向该疾病潜在病理生理机制的治疗选择。这也意味着，该产品将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和市场潜力。”王轶喆说。

“目前，联拓的产品管线中有8款产品分别处于早、中、晚三个阶段，相关产品主要围绕心血管、眼科、肿瘤等疾病领域，跑得最快的产品即为Mavacamten，在后续的产品管线扩充上，我们也会聚焦该领域的FIC（First-In-Class）优质产品，巩固这一赛道的竞争实力，眼下，先把这款产品做好上市、商业化布局最为关键。”王轶喆说。

在差异化布局的同时，不难发现，尽管中国创新药目前正在高速发展，但主要以快速跟进海外前沿项目为主，做me-too、me-better开发，原创能力不足。一个领域一旦临床上获得了很积极的效果，中国的药企往往会蜂拥而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同一个领域的药物研发中，为未来商业化竞争埋下潜在的风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通过智慧芽全球新药情报系统检索也发现，能够检索到全球和中国在研项目的竞争情报，在立项早期就发现未来的竞争风险。例如，早在2022年4月，围绕KRAS靶点治疗肿瘤各阶段药物的分布，已经有上市药物1个，临床2期到申请上市阶段的药物总共8个，有46个药物正在进行临床前研发。如果现在立项，经过10年的开发，很可能会与仿制药竞争，立项风险很高。而目前，布局这一靶点的项目更是高出不少。

这也要求创新药企规避同质化竞争，更好地瞄准源头创新，但不得不说，源头创新难度也是较大，一方面是风险，另一方面是临床价值，不同阶段的企业需要平衡不同时期的市场风险。以肿瘤领域的创新药物研发为例，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从Ⅰ期到Ⅲ期临床试验，研发的平均成本高达26亿美元。而近些年来，创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又有着非常显著的上涨趋势。在当前的创新药研发环境下，投入无疑是巨大的。

如此，为规避市场风险，在当前，license-in依旧成为诸多“小而美”的Biotech企业首选的方式。有不少业内人士也分析指出，虽然License-in研发模式一直有所争议，但在创新落地速度上，却比其他模式遥遥领先。跳过早期内部开发的漫长过程，快速整合人才、资本、项目等外部资源，构建管线并持续赢得融资，加速商业化上市，再用创造的现金流反哺自主研发，已然成为后起之秀的首选模式。连恒瑞都公开未来要多做License-in项目，百济、信达、君实这样的生物新贵们更是领衔参与。

联拓也是以License-in为商业运作的主要模式。王轶喆认为，License-in模式有其自身优势，尤其在联拓挑产品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晚期的产品，也会挑一些中早期的产品，这样在风险系数上可以做匹配，形成产品管线间的协同效应。晚期，肯定会挑选已经具有强有力数据支撑的产品，这类产品风险系数会较低，当然价格也会较为高昂。早期则会选择风险系数相对较高但潜力巨大的产品。

License-in本身风险系数相对更加可控，而做这样的排列组合，才真正可以达到比较完美的风险系数控制。当然，风险系数的把控，最后还是要靠我们的资源能力和资金流来推进。王轶喆认为，License-in这个赛道有人做，有人不做，要做且做得很好并不容易，核心竞争力就是要挑对产品，挑对产品，一定要有科学的差异性。与此同时，License-in考验的是企业对风险的解读能力，尤其是对数据的洞察力以及对风险的判断能力，特别是对于某一产品而言，如果价格高、市场差异性不足，则需冷静思考，不能为了买而买。

“在License-in项目的选择上，我们大多会将资源放在晚期的产品上，毕竟，一款产品从临床试验到走向上市还要花费较多资金，而初创型的Biotech企业尤其需要注意，子弹一定要省着点发。”王轶喆强调。

所有的产品最终是要让患者获益，能够有效地预防或治疗疾病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实现患者对创新产品有可支付的能力。

当前生物医药行业的确进入了“冰河季”。尽管市场潮起潮落，但也阻挡不了真正有成就的公司和具备新药研发能力的团队。针对当下的商业化需求，Biotech企业需要建立一个创新的专业性销售团队，在引入创新产品的同时，推动整个领域诊疗能力的提升和进步。同时，关注中国市场的政策变化带来的积极影响，药品的快速准入对于每一家公司的商业化的成功来说都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的创新按照企业的类型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传统大型药企，以前走的是me-too的路线，这类企业凭借强大的销售队伍，较少的资本投入以及较高的研发成功率，实现了me-too产品的商业化价值。对于这部分企业，其风险在于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原来的产品竞争优势以及盈利能力都在不断地下降，目前需要更快更积极地布局新的管线，寻求License-in等外部合作路线。同时，快速地提升创新的整体策略及效率。

二是，具有一定成就的Biotech公司，这类企业通过早期的发展，不管创新能力还是商业化，都初步成型以及逐渐壮大，此类企业管线丰富，部分产品也通过授权跨国公司证明了自己的研发实力。这类企业面临着更多商业化竞争的挑战和风险。一方面，需要考虑后续管线的成功率，效率以及布局。另一方面，需要稳步提升自己的商业化能力，逐渐开拓国际市场，把产品的临床价值发挥到最大。

三是，细分领域初具发展潜力的创新公司，这类企业一般在某一领域具有强大的临床开发能力，研发阶段的速度和质量具有相当的优势。此类企业的挑战和风险更多地在于持续的资金的支持，因此，在保证关键研发节点以及临床数据的顺利优质外，也需要关注优质合作伙伴的选择，真正临床未满足需求的开发。

王轶喆既见证过大型企业的综合化团队管理、系统化流程运作、丰富性资源掌控，也体验过初创型生物医药企业的快、杂、乱。在他看来，与大型企业相比，创新Biotech企业需要更加注重从0到1的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建立。对于那些想要从大型MNC企业转型至Biotech企业的人而言，在此过程中，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能力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下海”成功。

“每一个公司、每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而且这些优势或不完美，一定要放在大环境当中，以‘机会’和‘挑战’的角度全面来看，要充分理解自身持久性的核心优势。另外，要不断做好资源的充分匹配，使自己到达理想的关键阶段。而在到达关键阶段之后，需要做好策略上的布局，得到投资者的认可，为企业的未来发展继续加码。”王轶喆强调，Biotech企业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每一个过程，要非常清晰眼前最重要的事情，以及后续要走好的关键步骤，且能够带来最好的结果，然后用这个结果盘活后续创新布局。

也正是通过不断地创新布局，以及市场大浪淘沙后，一批能经历风雨、应对变化、综合实力强劲的优秀企业才会逐渐涌现，带领中国创新药走向新的时代，走向全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