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张翀 通讯员 李腾 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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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如川是中铁大桥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京港澳改扩建项目总工程师。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在兰新铁路、南岳高速公路湘江特大桥、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台州市域铁路S1线、京港澳高速公路改扩建等多个重点工程工作，主持研发企业级工法4项，专利2项，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

王如川

一个人的“尖兵连”

“他每次都是干项目最难干的阶段，而且大都是重难点项目。”京港澳改扩建五标项目工程部长朱晓章谈起王如川时说到。经历过兰新铁路建设期的狂风怒沙、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建设期的惊涛骇浪、台州市域铁路建设时期的连绵暴雨，王如川所经历的重难点项目确实比一般人要多上许多。他就像“尖刀”，总能刺穿最厚的隔阂，做他人所不愿做的。

工作后第一刀，王如川就盯上了自己。他同其他初入职场的“小白”一样，很快发现了学校和社会的区别，认识到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差异。不同的是，王如川有一股狠劲，他白天用脚步丈量每一寸施工土地，熟悉施工的全部流程和每一处细节，晚上研习图纸、梳理工作。和王如川一同分配到兰新铁路的张勇回忆说：“他总是很晚睡，不是看规范就是学制图，挺拼的。”

第二刀，王如川瞄准了方案。地处世界三大风口海域之一的台湾海峡，狂风怒卷千浪高，水深无垠波涛急，平潭海峡大桥险峻复杂的施工建设环境，至今仍为建设者和关注者津津乐道。建设时期，因防撞箱围堰体积大、吨位大的原因，极大影响了吊装、对接、整体下放这些过程，这一问题困扰了一众技术人员。

“那能不能通过外部或者其他办法辅助施工，来保证吊装稳定，确保对接精准呢？”思绪一旦产生就开始无限延伸，各种思绪在王如川脑海中翻飞，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研究论证，最终提出用数控的方法来辅助重达3800吨的围堰吊装和下放。就像是提线木偶，计算机通过液压系统控制八个承重点，各下放吊点处的位移传感器配合实时通讯模块，主控计算机实时分析传感器采集的各点位移数据并进行相应调整，下放过程各点同步性高，从而保证下放稳定，且实际位移精度控制可达到毫米级。

第三刀，王如川看中了创新。他始终坚持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这一动力作为解决重难点技术问题的重要支撑，同时主动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一契机。

在平潭项目时，王如川就参与全封闭液压爬模抗风技术研究，改造后的全封闭液压爬模系统，大大增强了抗风能力，满足了7级风爬升、8级风以下正常施工，14级台风工况下能够确保自身安全。京港澳改扩建项目时，王如川更是将创新理念贯彻到每一处。如今，京港澳改扩建打造的智慧梁厂，不仅得到了企业内部、社会、业主、监理的多方认可，更是成为湖北省第一个大规模智慧梁厂。

王如川及其团队。

团队里的“定心丸”

一个人是干不好项目的，只有一个团队才能将项目做好。王如川在台州市域铁路S1线一期工程首次担任项目总工时，就深知管理的重要性。为此，他加强沟通交流，增强项目技术团队凝聚力，同时积极主动对接业主监理等单位，为项目树立良好形象。他将技术革新，创誉创效作为技术管理的主要抓手，更是将团队合作视为重中之重。

在台州项目温岭火车站特大桥施工时，141个墩位、104孔支架现浇简支梁、15米以上的高墩区域、180吨重辅助桥梁现浇的贝雷梁体系，成为了制约项目施工的主要难题。传统的高空散拆方法耗时长、操作困难、安全风险大，在单侧便道条件下更难以实施，必须进行技术攻关。

独木难成林，王如川发动技术团队集思广益，一个个方法不断提出，却又不断推翻，在一点点归纳总结后，逐步探索出一条可行途径——高墩区钢管贝雷梁支架整体下放装置。简单的说，就是让贝雷梁坐上了“电梯”。相较于传统的工艺，改良后的每套支架的拆除施工周期缩短了7天，并节省操作工人4名，大大降低了贝雷梁支架拆除的施工成本。据估算，全线整体可节约240余万元，工期总体缩短60天，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在京港澳改扩建五标项目，被问及如今技术团队怎么样时，技术人员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很好。可项目前期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巨大，这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老员工，也会因为工作任务分配不均衡等种种原因，有些许的抱怨。“那是因为一到晚上，我们所有人就被总工叫着集中办公。大家坐在一起，有困难提出困难，有问题解决问题，在一起办公，大家都看的见，自然就不会产生抱怨。”技术员江凯解释道，“重要的是他会跟我们一起，我们到几点他就到几点，而且比我们走的还晚。”

“他就坐在那里就是整个技术组的‘定心丸’。”项目党支部书记周磊这样评价他。

徒弟们的“领头羊”

“他是总工、是良师，更是益友。”项目新进技术员李中流说。对于人才培养，王如川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他表示：“工作多不怕，任务重也不怕，怕只怕，只有工作，只剩任务。心一累了，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因此王如川会时常关注员工精神面貌与思想动态，尤其是项目部的“新鲜血液”。

“项目刚开工那段时期确实工作量有些大，我也产生了自我怀疑，究竟能不能把工作干好。这个想法一产生，反而导致工作效率越来越低，心也累了。”技术员江凯说，“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状态不对的，在我印象中他只在工作上和大家交谈多一些，很少谈思想生活方面。不过他却意外的找到了我，主动和我谈心，帮我疏导心理，解决困境，谈完后他就带我出去搓了一顿，第二天我就又满血复活了。”

王如川说：“高强度工作肯定会让他们产生退缩，他们辛苦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不能让他们寒了心。”

不仅如此，王如川在技术指导方面还喜欢“舍近求远”，尤其喜欢批注。“有时候我们交给他复审的材料，其中可能就一点点小问题，他自己动手稍微改动一下就可以，不过他却并不这样做，他会在有问题的地方，用超出改动三四倍的语言描述问题错在哪，应该怎么做，以及这样做的原因。然后再返给我们，让我们自行修改。”

也正是王如川这种不经意间的细致关怀，与“舍近求远”的精神，让他带出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骨干。如今已有3位技术人员已经成长为能独立负责项目技术工作的总工，2位技术人员成长为工程部长。